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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章莹颖案”海外舆论观察,专家称对中国充满偏见 | 深度

核心提示:章莹颖失联事件发生之初,美国媒体对章莹颖案的关注度并不高。中国公民在海外遇险后,时常因无法得到当地舆论的有效关注而遭遇权益损失。所以专家建议,应加强舆论护权机制建设,维护中国公民海外正当权益。

记者|周   頔

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被绑架谋杀案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然而该案在章莹颖失踪阶段却并未得到美国媒体的有效关注。在中国媒体持续跟踪报道下,中国国家舆论与民间舆论持续互动,带动了美国媒体对我国公民权益保护的关注,也加强了美国政府对该案的重视程度。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学系主任李斌谈道,舆论护权指依靠祖国舆论保障海外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应加强舆论护权机制建设,维护中国公民海外正当权益。

李斌建议,国家应在舆论场域建立信息预警与服务机制、情感抚慰与情绪保障机制和中国声音的播扬机制,以提供信息帮助公民规避与应对海外风险,支持公民度过因风险而带来的心理黑暗期,推动海外舆论重视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海外遇险维权常遭遇舆论困境

中国公民在海外遇险后,时常因为无法得到当地舆论的有效关注而遭遇到权益损失。

章莹颖失联事件发生之初,美国媒体对章莹颖案的关注度并不高,对章莹颖失联案件的报道也较少。

2017年6月20日至7月20日这一个月间,美国主流新闻媒体一共刊发了37篇关于章莹颖案的报道,其中消息占90%,言论占10%。同期,中国主流媒体对章莹颖失联案件的报道则超过了200篇。

李斌指出,美国媒体对章莹颖失联的“冷态度”反映出普通美国人对我国公民情感上的“疏离性”。

他谈道,我国公民一旦海外遇险,如果国内媒体不作为、不推动、不关注,所在国感受不到舆论压力,就容易延长立案与破案的时间,影响我国遇险公民的海外权益维护。

在关注章莹颖案的美国媒体中,也存在着舆论偏倚的情况。相比权益问题,美国媒体对遇险“故事”的兴趣更为浓烈,而对章莹颖和其家人权益维护的报道则几乎看不到。

“美国媒体对章莹颖失联案件的报道多以案件故事陈述为主。在美国媒体的讲述中,侦破细节比责任追溯更重要,使得章莹颖失联更像一则‘福尔摩斯式’断案故事。”李斌谈道。

在美国媒体讲述的破案故事中,章莹颖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没有得到有意凸显,也很少提到章莹颖家人的维权状态。李斌认为,这是美国媒体舆论偏倚的重要表现,甚至一些媒体在报道上存在舆论偏见。

通过梳理美国媒体的报道,李斌发现,在美国媒体视野里,章莹颖被刻画成一个柔弱的受害者形象,凸显出嫌疑人的残忍和“神探”的智慧。

在对克里斯滕森的描写中,美国媒体不断强调他曾被视为“正常”“宽容”的助教,连续三年名列“优秀助教”行列,是一个具有“伪装性”的施暴者。

克里斯滕森已婚却经常光顾约会网站,并且携带女伴出现在为章莹颖祈福会上。“这种采用嫌疑人第一视角的报道将章莹颖描绘为‘偷猎对象’,用美国优势男性对亚洲弱势女性的施暴来强化章莹颖作为无助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李斌指出,章莹颖失联与亚洲女性、中国女性甚至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不断被“污名化”有关。

我国公民海外遇险既是治安问题,也是舆论层垒问题。无论是舆论忽视、舆论偏倚还是舆论偏见,都显现了美国及外国对中国的偏见,以及我国传播力的不足。

国内舆论场为章莹颖案赢得关注

在章莹颖案中,国内舆论的及时有效发声起到了很大的护权作用。

“章莹颖失联后,国内舆论通过议程设置向国外舆论施加影响,形成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海内外信息联动机制,帮助公民营造一个有利于维权的舆论环境。”李斌谈道。

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持续性报道,使这起跨国失联事件迅速形成舆论热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网、新华网这三家国家级媒体,6月份平均每天有两篇报道;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到了7月,报道数量也随之增加,平均约每天5篇。

李斌指出,在具体报道进程中,国内媒体呈现多角度、递进化的特点,从一开始报道受害者到报道受害者家人,再到报道嫌疑人与案件走向分析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案件的进程,进一步提高了国内对此事件的知晓度,为异国他乡的章莹颖家人提供了充分的舆论支持。

国家舆论与民间舆论的热度带动了美国媒体对我国公民权益保护的关注,增大了章莹颖家人成功维权的可能性。

李斌谈道,我国舆论通过中美两国以往案件数据的对比,指出美国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与美国警方办事效率低的事实。新华社还发表文章批判美国的司法制度,认为在这一事件中,美国司法体制和警方办事效率对该事件发生应负一定的责任。

之后,中国媒体有大量声音将章莹颖失联案件的矛头指向美国政治制度。随着中国媒体的跟进报道,使得章莹颖失联案件被纳入FBI审查案件中,美国政府从不重视到非常重视,加快了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加强了对于嫌疑人的抓捕与审讯工作,这是对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好维护。

为让章莹颖家人更好地维权,国内舆论在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报道中,立足外国人对遇险人与事件的共同认知点和引发情感共鸣的接触点,极力塑造出异国舆论对我海外公民的情感认同,以便吸引更多海外人士对我国遇险公民的同情、理解的舆论,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不同主体间的“有效共识”。

在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报道中,中美两国媒体在人文主义情怀表达上展示出话语趋同的倾向。国内媒体主要关注受害者家人寻找女儿的行动以及家人盼女儿归来的心声。来自国人的温暖人性的正向度支持与美国人的接受心理达成了情感共振,推进了美国人对案件进程的关注。美国媒体持续报道了章莹颖失踪后,其父母抵达芝加哥,与校方和警方见面,表明寻找女儿的决心。章莹颖父母自掏腰包悬赏寻找绑架女儿的人等。

中美媒体的报道共同呈现出了章莹颖家人抵达美国的完整形象和中国家庭的跨国寻亲故事,构成了有利于章莹颖维权的舆论。两国媒体对我国遇险公民家人形象充满人情味的修辞,也激发了美国民众对章莹颖失联事件的关注与同情。

公民遇险事件发生,两国媒体都会从自身的价值观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而美国媒体认为美国已经给予足够关注了。司法体制的问题是美国的传统,不是媒体能够解决的问题。

李斌指出,我国媒体在舆论护权的同时也应提升国际视野和大局意识,不制造误解,不引爆矛盾。在公民遇险问题上保持客观、冷静、有理、有节的态度,才有利于中外舆论在公民生命权益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建构出我国长期的国际正向形象。

构建国家长效机制 维护公民海外权益

“国家应在舆论场域建立信息预警与服务机制、情感抚慰与情绪保障机制和中国声音的播扬机制。”

李斌认为,作为外交、军事手段的有益补充,祖国舆论是我国海外公民利益保障的重要安全阀,有助于积极填补认知与情感的舆论真空,建立海外中国信息系统支撑,维护海外公民正当权益与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我国公民的国家归属感与爱国热情。

李斌指出,建立信息预警与服务机制,可以提供信息帮助公民规避与应对海外风险。合适的信息传递能够消除不确定性,进而消除人们对陌生环境的恐惧。

因此,在公民走出国门之时,我国要积极建设各种舆论通道,如大使馆、华人媒体、自媒体等方式,解决信息阻塞问题,提供信息预警、服务与保障工作,构筑起海外公民活动的信息传播支持系统,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向公民介绍他们可能会遭遇的海外风险,向公民公开更多的可求助的法律信息通道与主流媒介通达站点,利用国内舆论使公民得到足够的信息支持,助其了解遇险环境下的应对方法与失权环境下个人权益的维护策略。

李斌谈道,建立情感抚慰与情绪保障机制,可以支持公民度过因风险而带来的心理黑暗期。

国内媒体在章莹颖家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辐射面巨大的舆论支持,为海外维权的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情感安慰和鼓励。国家通过与公民个人建立情感的方式昭示了国家救助不只停留于硬邦邦的器具救护,还包括开展温暖人心的呵护。我们要充分发挥传媒抚慰人心的作用,通过对海外我国公民的情感支持减缓他们身处异国的恐惧心理,强化他们的国家认同。

李斌强调,建立中国声音的播扬机制,可以推动海外舆论重视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章莹颖失联事件无疑在偏见普遍存在的跨国交流语境下提供了构建舆论共同体的契机。我国媒体抓住契机,积极向世界输入中国议程,推动国际议程朝有利于我国公民利益维护的方向发展,尝试建立能够洪亮传达中国声音的国际性话语平台。

具体而言,联动国内各个媒体和驻外舆论阵地,包括社交媒体阵地,提升舆论质量,促进公民遇险议题的中外舆论共振,积蓄支持公民维权的舆论动能。同时也不能忽视侨民的呼吁与侨民媒体的推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就曾指出,我国对外传播离不开“一些有效的人际传播”。

章莹颖失联案件中,华人群体开始对美国“强调证据、遵守程序”的司法体制产生了强烈争议,推动了案件在美国本土产生极大影响。支持与鼓励华人华侨和华人媒体打造祖国舆论的海外支持力量,也是必须重视的构建中美舆论共同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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